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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埃文·R·吉多是美国阿克萨拉财富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，所创公司为美国金融业监管局/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成员，其本人曾入选2018年《福布斯》下一代顾问榜单。他所带领的金融策略师团队主要服务自视为“邻家百万富翁”的客户。2026年2月23日，他在《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》上撰文分析中国经济规划并将其与美国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，对中国企业和中小投资者极具参考意义。全文如下：

　　每当中国政府推出新的“五年规划”，它不只是设定行政议程，更是向每一位省长、企业董事会成员和银行家传递国家发展方向的信号。

　　数十年来，这些规划已从重工业发展纲领，演变为聚焦半导体、人工智能与“共同富裕”的现代发展蓝图。在中美争夺科技主导权的当下，理解这些五年规划，以及两国在体量、人口结构与经济实力上的对比，对预判资本、政策与战略产业的交汇方向至关重要。

　　从表面看，中美两国在一个方面颇为相似：两国幅员辽阔，国土面积均约370万平方英里。但在地理面积相当的表象之下，两国差异十分显著。

　　中国拥有14亿人口，是美国约3.4亿人口的四倍多。这一庞大人口规模塑造了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规划。但中国也面临人口结构困境：生育率仅为每名女性1.15个孩子，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。约14%的人口已超过65岁，这一比例还将大幅攀升。美国虽也面临老龄化，但人口中位年龄更年轻、生育率更高，且持续有移民流入，人口结构更具灵活性。

　　再看财富水平。中国经济总量庞大，国内生产总值约19万亿美元，但按人口分摊，人均产出约1.37万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GDP超30万亿美元，人均水平超8.9万美元。换言之，中国经济体量巨大，但美国人均富裕程度仍远超中国。

　　贸易情况则呈现另一番景象。中国出口大于进口，商品出口额约3.6万亿美元，进口额2.6万亿美元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。美国则相反，进口额约4.1万亿美元，出口额3.2万亿美元，长期处于贸易逆差。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尤为突出：2024年，美国从中国进口近4390亿美元商品，对中国出口仅1430亿美元，贸易差额近3000亿美元。

　　这些现实状况解释了中国政府为何高度依赖规划。五年规划并非随意的指导性文件，而是政策驱动引擎。它们决定哪些行业能获得低息贷款、哪些企业被选为“国家冠军企业”、哪些产业能获得采购保障。如果你在深圳经营芯片企业，或在湖南运营电池工厂，企业成功与否，往往既取决于市场需求，也取决于是否契合国家规划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美国的经济运作更为分散。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、《通胀削减法案》等联邦计划虽向战略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，但这些都是需经国会辩论通过的一次性法案。而中国则每五年就会有条不紊地更新产业发展蓝图。

　　中国“十四五”规划不再一味追求GDP增长目标，而是更注重应对发展中的薄弱环节，核心主题包括：

　　实现半导体、量子计算、生物技术、人工智能乃至农业基因领域的科技自立自强。

　　推动绿色转型，将碳强度降低18%，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，迈向2060年碳中和目标。

　　规划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：中国在继续参与全球贸易的同时，旨在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，筑牢经济安全根基。

　　各界目光正转向“十五五”规划。早期信号显示，该规划将深化诸多既有主题，同时更加强调发展韧性，预计包括：

　　中国国家领导人已将即将出台的规划描述为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”，其核心要义是将科技创新置于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。

　　对企业与投资者而言，核心启示很简单：中国的规划会带来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。国有银行不仅评估信贷风险，还会考量企业与国家战略的契合度。契合国家发展重点的企业，能获得多数市场经济体难以想象的优惠融资条件。

　　这让中美科技竞争更趋复杂。美国在风险投资、全球金融体系与人均财富方面仍具优势。中国则依托人口规模、国家统筹与长远规划发力。美国是创意的市场实验室，中国则是中央统筹的产业发展战役。

　　两种模式孰能胜出，或将影响我们使用的手机、驾驶的汽车，以及支撑退休生活的投资。对中国而言，挑战在于国家主导能否在推动创新的同时，避免效率低下与产能过剩问题。